地铁上的一个女人瞪大了眼睛。我用了几乎整个路程的的时间搞明白了：原来她就是长得这样，并不是因为什么而瞪大眼睛。好在她的脸还不算难看，所以我只记住了她的眼睛。
我佩服并且记恨那些不扶栏杆的乘客，或者就只剩下了记恨。他们若能看透我的心灵，便都要小心我才对。整个车厢就像装了滚轮的水族箱，他们就是那一棵棵水草。而我这种永远扶着栏杆怕摔倒的人，就成了他们背后的石块。石块没有抱怨波大浪高地理由，所以我也不应该对挤着我并不停摇晃的人们怀恨在心。
“多嘴！”我时常在说出某句话的时候对自己说。我后悔自己对那些不是朋友的人这样说——甚至是那些可能但还不是朋友的人。
那种列车急停时不小心倒在美女身上，但被美女看到是个帅哥时，美女的怒容瞬间转为微笑的情况——在北京，是不存在的。构成这个情况的一切因素在此间都成为了变量，或者一切在一开始就趋向于一个消极的结尾。美女并没有你想象中的美丽，帅哥也没有美女想象中的帅气，倒在身上的时候美女想到的是这个于己无关的男人的赘肉，额头的汗水和鼻子上的黑头；而帅哥看到的是一张不再年轻却不遗余力涂抹掩盖的老脸，粗大的毛孔，以及因为厌恶和愤怒而丑化的面容。他们有足够的里有迁怒于对方，迁怒于满车厢的人们，迁怒于头顶几十米以外的坏天气。一切戏剧性在这时被破坏殆尽，现实如此轻易地撕碎了人们对于美好道德的寄寓。
每当看到诸如“屌丝”之类的词汇，我都会感到厌恶。这是低级的自嘲。
员工就像受虐狂一样对老板说：“你抽我吧！抽我吧！”——老板笑着说：“机会人人均等，但中奖几率有限，抽不抽你还是要看运气的。”